1912年的上海，17岁的徐悲鸿正背着画板在街市卖画。他的素描本里夹着刚完成的《马》，线条里藏着对巴黎画室的向往。突然收到的家书却像块巨石砸进他的生活——父亲病危，速归。可当他跌跌撞撞冲进家门，看到的却是红烛高燃，母亲攥着他的手哽咽：“你爹就盼着看你成家。” 病榻上的父亲枯瘦如柴，指着门外那个穿蓝布衫的姑娘说：“这是邻村的姑娘，踏实本分。”徐悲鸿看着她垂在身侧的手，指甲缝里还沾着浆洗的皂角沫。拜堂那晚，红盖头被挑开时，他甚至没看清她的脸。三天后他逃回上海，留给发妻的只有满院未干的尿布和一个冰冷的名字——“劫生”。 这个被父亲诅咒的孩子，在老家跟着母亲过活。徐悲鸿偶尔寄钱回来，信里却从不提妻儿。直到1919年他从日本回来，才在村口看见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小男孩。孩子正用木炭在墙上画马，歪歪扭扭的线条里竟有几分灵气。他突然心软，把“劫生”改成“吉生”，承诺带他去上海学画。可天花来得比承诺更快，七岁的吉生躺在土炕上，最后喊的还是“爹”。 徐悲鸿站在坟前，手里攥着孩子画的那张马。发妻蹲在旁边烧纸钱，灰烬飘到她鬓角的白发上。他想起当年自己如何厌恶这场婚姻，把所有怨气都撒在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。而这个被时代裹挟的女人，从始至终没说过一句怨言，默默守着活寡，伺候公婆，最后连唯一的念想也没留住。 后来徐悲鸿成了画坛巨匠，《八骏图》里的马奔腾不息。可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家人，他总会避开话题。只有在深夜画室，他才会对着那张改了名字的画纸发呆——“劫生”两个字像道疤，刻在他艺术人生的开头，也刻在那个被牺牲的女人和孩子的命运里。 
